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的查缉员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查缉香烟私贩时，与被查缉的小贩发生冲突，引来围观市民的不满与围攻。查缉员为驱散群众、摆脱被围困境，贸然开枪示警，结果误中市民陈文溪，致其伤重而亡，激起民众更大义愤，群起追至警察局，要求惩办凶手。此案本为一偶发的孤立事件，如果处理得当，对民众情绪予以安抚，尚不至于蔓延扩大。但当局循平常做法，未予足够的重视。民众在未得满意答复的情况下，情绪愈加激愤，并且以群体行为而产生对外的强烈感染力，影响了更多原本置身事外的民众。结果星星之火，终至燎原，事态迅速扩大，由孤立事件演变成全岛风潮，由自发行动演变成有组织反抗，官民对立加剧，最终酿成一出悲剧。
由于对官方处理此案迟缓拖沓不满，2月28日，台北全市罢工罢市，市民至长官公署请愿，并在公署外与守卫士兵发生冲突，死伤多人，冲突因此而不断扩大与激化。为了弹压民众的起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实行戒严，事态急剧恶化。台北事件的消息很快传到全省各地。因为对当局一年多以来的统治有普遍的不满，各地群起响应台北的行动，不少地方民众起事的激烈程度更超过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等地出现了民众与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对抗，造成较大伤亡。台中全市一度被起事民众所控制。各地还先后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声明“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成员主要由本省籍的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省市县参议员、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和人民团体及学校代表组成，俨然形成了自上而下与官府对立的一套行政系统。3月5日，台北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要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及各处处长的半数以本省人充任，公营事业由本省人经营，即刻实施各县市长民选，撤销专卖制度，取消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处理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至7日已有42条，其中难免有一些过激内容，如对台湾自治地位的过分要求，以及事件当中对外省人的一些过激举动等等。不过，此次事件并非少数人所为，以其波及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事起之迅速而言，说明事件之发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主要还是出于对国民党在台湾专制、腐败统治的不满，目的是追求台湾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方自治，追求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处于运动领导核心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发表的《告全省同胞书》中明确声明：此次运动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也提出了“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主政治，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省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等要求。他们提出的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中最为普遍的要求，也体现了整个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