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救亡与救学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凭借武力全面东进，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尤其是“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1]即朝廷和士大夫等都承认了西学的先进性，从而开始了对西学的主动接受。与此相对，则是中国固有文化权威的动摇。相应地，整个国家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救亡理所当然地成为时代主题。如何救亡，或者从正面来讲，如何在大厦将倾的满清王朝基础上建立新国家，成为有识之士最关注的问题，而且围绕此“建国”问题还展开了一场涉及广泛的争论。对这一关乎全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政治家们各有其立场，学者们也有其独特的思考角度。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此时经常被学者提及，便反映了学者的视角。顾氏曾说过：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为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