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还一直操心我的发展。他认为我不能局限于记者这个职业，可以寻求机会做点文化产业，他还认为只写诗也是不够的，应当写点有分量的纪实文学。他经常督促我说，在忙工作的同时，你要抓紧自己的写作。可惜我愚钝而懒惰，至今一无所成，辜负了先生的期望。
2017年春，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先生去了四川，我们许久未见。他回京后，由于北师大的房子刚装修完，甲醛超标，就在北师大东门对面租了间房子。我在北师大对面的一个胡同里见到先生，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那一刻，仿佛站在我面前的，不是老师，而是至亲。
2012年夏，我随远洋科考船赴太平洋两个月。船上没信号，我和先生中断了联系。当我回来见先生时，他说一听到台风的消息，就为我担心。他说，这段日子常想，还没为少勇做过什么。
2011年秋，我的孩子出生，先生赐名王旗。他给了我一个北京四中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他在四中讲课的800元讲课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