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舒群、罗烽、白朗，特别是萧军这些东北作家相比，骆宾基在1949年后的境遇还算幸运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些东北作家就没有像骆宾基这样苦闷、徘徊、矛盾的创作心境和这心境下产生的并不成功的平庸作品。仅以萧军为例，1949年后至“文革”前创作的小说作品只有《五月的矿山》和《吴越春秋史话》，这两部长篇小说都带有受批判后的变态创作心理，往往出现欲吐而不能、不吐又不快的创作现象。在《五月的矿山》后记中，作者声明这小说只是作为他写作过程中对于这类新的题材、新的斗争的一种试练。唯恐被人误解，在小说后边又加了一大堆附录。在具体创作中，作者不敢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和加工，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为了不至于重蹈1948年的《三周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劳动“全代大会”》一文未提苏联而遭批判的悲剧，他甚至没忘记将一次劳模大会上的标语“向解放东北的英勇的苏联红军致敬”写进小说里[8]。这样一种瞻前顾后的心理状态体现在骆宾基的创作中，则也不只是在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艺术构思的美感浓度上存在着不足，而且还反映在作者对矛盾冲突的展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