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现在迫切需要的，确切地说，是经济改革，虽然它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改革，并且，美国应当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谈话的人群中可能有一些人甚至会认为改革是没有用的，只有将资本主义制度清扫干净，而这必须通过不可避免的革命来实现）。
大量的市民都是真正重要的人，他们是作家和艺术家笔下最合适的主题，改革必须代表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倾听的话，你可能会听到过某个在优雅知礼节的环境中长大并精通文学的评论家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无产阶级，和大部分人打成一片）。
美国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以及追求自由的人最向往的地方；它所经历的所有时期都值得研究和描绘，尤其是最需要改进的那些苦难时期；尽管它可能已经不可挽救，还将会和其余的文明一起垮塌，但它仍值得人们忠诚于它，努力去挽救它。
你也许会问：“在这十年中发生了什么？这些人是不是相信宗教了？”
他们确实有信仰。当然，这种信仰不是教堂的信仰；这个群体在1925年的主导态度与其在1935年的主导态度几点相似之一就是：在两个时期中，它的成员若非无神论者的话，大部分都是不可知论者。给予这些男男女女激励的是社会觉悟的世俗信仰，这会在本书的第十一章提及。这些男男女女深深地受到大萧条及其引发的苦难所触动，他们确信美国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已经遭到了破坏并且无法修补，而在1929年以前掌握经济权力的人已经证明是无价值，理应遭到遗弃，他们也确信迫切需要行动来使一切恢复正常，对经济失衡受害者的同情让他们痛苦不堪，因此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为艺术而艺术”了。他们希望它能拥有社会职能，照亮社会的景象，让它最黑暗的角落都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一个对自己购买现代绘画的鉴赏能力颇感自豪的纽约富婆大声说道：“当人们正在挨饿的时候，做一个艺术鉴赏家还有什么意义？”而1935年的年轻小说作家思考着：“写那些关于淑女和绅士的优美小说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写点关于小佃农的作品，起码我们触碰到了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样我们可能还会成就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