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回忆录一样，忆者作为故事的主角，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突出自己，甚至自我吹嘘涂饰，色诺芬也不例外。色诺芬在雇佣军将领遭波斯军骗杀之后，被群龙无首的士兵推选为领导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借战友之口说：“色诺芬，我以往只听说你是个雅典人，现在我佩服你的言和行。我但愿我们能有好多像你这样的人，这对全军都是福气。”[222]
回忆录体历史著作的出现标志古希腊人历史记忆范围的扩充，历史家不仅关心人类群体所创造出来的伟大功业和重大事件，而且开始注意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个人史。在《长征记》问世之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刻画和评析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的文字服从于宏大叙事的主题，缺乏在场者的外在感受与心灵的真切表露，回忆录这种个人直接经验的汇集与解说填补了这种缺憾。
色诺芬的另一回忆录体著作《回忆苏格拉底》主要着眼于对老师的道德追求、真理追求行为的还原，等于否定对苏格拉底不敬神和误导青年的指控。
色诺芬的《希腊史》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头一句衔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后未完成的半句话，但衔接得不很贴切，缺乏深思熟虑。修昔底德末尾半句说波斯的小亚细亚总督提萨甫尼斯赶往赫伦斯滂海峡与斯巴达人会面，中途停留在以弗所城，在那里向阿尔忒米丝神献祭。色诺芬首句说“在那之后”，直接转至赫伦斯滂，并把修昔底德已经交代过的事又说了一遍。但他的确将修昔底德缺失的部分，即公元前411—前403年的战争部分（第1、2卷）予以补足，并尽力依循修昔底德按夏季和冬季顺序展开叙述，为古典时代希腊史的连续性做出了难以替代的巨大贡献。对于这段历史，色诺芬是目击者和当事人，因此其叙述是基本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