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治与文学之争
唐王朝的建立者出身关陇贵族军事集团，唐初的勋臣贵戚也大都经历隋末的风暴洗礼，重事功，主进取，尚武豪放，是他们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他们鄙薄浮华靡丽的不实之才，重视实际才干的发挥。唐代一开国就侧重于才能而轻于文学德行，开了不拘流品之端。太宗的谋臣武将中有不少即“自潜伪中拔擢而出者也”[82]，史称“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83]。所以，有唐一代“出将入相”型的吏才层出不穷。另外，受南朝靡丽文风的影响，社会上文士闻风效尤，尤其是科举制度确立以后，重诗赋文章，蔚然成风。高宗时刘峣上疏说：“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84]玄宗年间，诗赋文章已是“立身之美旨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85]。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重吏才还是重文学，就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以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吏才。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风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传统的温柔敦厚之道，而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吏才对文学的压制。致使张昌龄等人一生沉迹下僚，名声不显，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