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心灵哲学研究者要想使自己的研究视角真正实现从抽象的“能动者”向现实的和具体的“社会行动者”的根本性转变,显然就必须通过既严格、又全面的批判反思,彻底克服这种没有任何现实依据和学理合法性、反而具有非常强烈的一厢情愿色彩的“预成论”倾向。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这种倾向并没有突出表现出来,而是深深地隐含在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内心深处并通过其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而表现出来,所以,能够明确认识到它的存在已属不易,而要想彻底地对它加以克服无疑就难上加难了。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从根本上说,这种基本倾向之所以出现并能够长期存在和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所集中关注的是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并且将这样的现状抽象化、形式化、理想化,并因此永恒化了。概而言之,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使这些研究者获得其所需要的学术研究“起点”,但其致命之处却是将研究者的目光完全限定在这种共时性现状之上,因而使之根本不大可能去进一步关注、更说不上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动态生成维度了。如果说处于中观领域之中的自然界物质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相对静止的共时性现状的话,那么,相形之下,所有各种人文形象、社会现象和心灵现象则更多地呈现为突出展示历时性维度的动态生成和发展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一言以蔽之,这种“预成论”倾向及以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方哲学知性主义学术传统,是根本不适合于探讨和研究各种人文形象、社会现象和心灵现象的,所以,必须对这种基本倾向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