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情况看，你们司法部门不想过问被释放的苦役犯的家庭状况和社会地位。司法部门满意时，社会并没有满意，它仍然抱着不信任态度，并且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社会使获释的苦役犯无法生存，它本应归还他一切权利，但它却禁止他在某一区域生活。社会对这个倒霉的人说：‘巴黎是你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在巴黎及其一定范围的郊区居住！……’然后，它把被释放的苦役犯置于局的监视之下。您认为他能在这样条件下生活吗？要生活，就必须干活，因为从苦役监狱出来时并没有带着固定收入。你们想出各种办法使苦役犯有明显标志，容易辨认，将其圈禁起来。当社会、司法当局和他周围世界对他毫不信任时，你们以为普通公民能信任他吗？你们逼迫他要么挨饿，要么犯罪。他找不到工作，必然重操旧业，最后把自己送上绞刑架。因此，我即使愿意放弃与法律搏斗，我也丝毫找不到显要的职位，唯一适合我的位子，就是使我成为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一权势的奴仆。当我产生这一想法时，我刚才与您谈到的那种势力已经清楚地显现在我的周围。
三个大家族听任我摆布。请您不要以为我对他们进行讹诈……讹诈是一种最卑怯的杀人，在我看来它比谋杀还要卑鄙无耻，因为谋杀还要拿出凶残的勇气。我明确地说出我的看法：这些信件能保证我的安全，能使我像现在这样与您说话。我代表犯罪，您代表司法，这些信件能使我此刻与您平起平坐。这些信件由您支配……您的办公室仆役可以代表您将它们取走，有人会将它们交给他……我不要求赎金，我不是将他们出卖！……哎，总检察长先生！当初我把这些信放在一边，并没有考虑我自己，而且想到有朝一日吕西安可能会处于危险境地！……如果您不依照我的要求，我就会更加充满勇气，对生命更加厌恶．致使朝自己脑袋开一枪了事，这样您就能摆脱我了……我可以搞一本护照去美国，在孤独中生活，我具有当野蛮人的一切条件……这些就是昨夜我所想到的。我委托您的秘书告诉了您一句话，他大概已经向您复述了……看到您为拯救吕西安死后声誉，以免他不受任何诽谤，而采取了那样谨慎措施时，我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您。这是微不足道的礼物！我对自己的生命已经置之度外。没有照亮这生命的阳光，没有赋予它幸福的鼓舞，没有作为生命意义的思想，没有这个年轻诗人的成功构成这生命的太阳，我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我愿意叫人将这三包信件交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