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面的选择相比，当代中国史学的视野里基本没有第五项选择的影子，历史研究不可能作为个人审美的事情予以对待，它的底线至少也应是职业化的选择。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的历史作品已很少有能力如司马迁写史那样闪现出人性美的熠熠光辉，历史人物很容易就成为大框架、大趋势下可随意摆布的棋子。我们提倡了多年眼光向下的研究策略，可如果我们在刚出发的时候就无法使自己的风格更加个性化一点，那么一提笔写文，一开口说话，就仍可能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偷换成了精英史的另一种表述语式。现在的许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怎么看都像是政治事件史的另一种说法，很像是舞台上唱戏，演员只是把面具换了，亮相的身段却没有变。理由倒是有一些，有人说是材料稀缺，有人归结为史家自身的疏懒。在我看来，观念不改，材料摆在面前也可能视而不见。我们实际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如何从大叙事的空泛结构中打捞出民间残存的碎片，然后把它拼贴成人的活动图像。
如何促成“人的发现”？如何协调和重新定位史料与解释之间的关系？这些已经成为史家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笔者在本书中尝试在“中层理论”这个层面重新思考在中国历史研究语境下面临的相似困境。“中层理论”这个概念借自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概要地说，“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学界只拉车不看路的工匠型治史方式。这种方式习惯于置解释创新的思考于不顾，标榜以“求真”为天职，遏制想象，埋首钩沉之术，使史学渐趋琐碎和平庸，或者成为尼采嘲谑的泥瓦匠式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