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搞戏剧的，几时都不能离开演出单位和创作单位，一离开这些，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我一辈子搞戏，在哪里也没遇到过像来北京后这种情况，宣布我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顾问”，在社会上，表面上看把你摆在很高的地位上，实际上什么也不沾边。为什么呢？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对文艺界的问题，我是有看法的，但没法谈，谈也谈不清。我对自己的处境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我和党不通气了，这就形成了与世隔绝的状态。
总体来看，我一生走过的道路和我的思想发展，一直是走革命的道路和为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奋斗了一生。
（1992年5月黎舟整理）
忆南国社的几次演出
怪人
1927年，我到上海艺术大学要求入学。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很穷困，身无分文，我向田汉先生他们说：“我没有钱交学费，交伙食费，还要在学校里吃饭……”田汉先生没生气也没拒绝，从他脸上我看到的是微微的笑意，看来他对我很感兴趣。我说：“我从监狱出来，我曾写过悼鞋的诗，我还把它贴到监狱里的墙上……”田先生说我是个“怪人”，把我收下了。我说田先生也是个“怪人”，因为只有“怪人”才收我这样的“怪人”哪。很奇怪，田先生做什么都想着我。本来我不是戏剧系的，是学美术的，也不知为什么田先生排戏时就把我添上了。要我演，我就演吧。这一演，可不得了了，我说的台词，别人再演这戏时尽学我的语调。为什么呢？因为那实在不是在“说”，而是在感情的激动之下冲击出来的。我在南国社演戏时，叫陈凝秋，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名演员，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演戏技巧吧，哪有什么技巧？那时我有一些生活经历，走到哪儿都坐监狱，总挨饿，我演的人物都和我的生活相近。我演的完全是生活的真实。从这可以看出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呀！